中信证券研报令举国沸反盈天,“延迟退休”真的来了?
最近,中信证券一份关于“延迟退休”的研报令举国沸反盈天。
研报声称,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并于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
这份研报唯一的信息增量在于“2023年”。延迟退休被作为“狼来了”传了好几年,按说公众和市场应该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旦“终于来了”,哪怕说法未必靠谱,还是一夕举国震惊。
延迟退休精准打击的是中年人和年轻人。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注定是“65岁男女同龄退休”的第一批实践者。
这几天,你只要打开社交媒体,都可以看到年轻人的各种抱怨与口诛笔伐:“80后90后到底得罪谁啊,要被这么整?”“35岁就找不到工作了,要喝30年西北风么?”……
说得都很有道理,所以呢?
在延迟退休这个问题上,尽管“代际”“性别”“地域”,尤其是“编制”这些方面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公,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养老金正面临着见底的危机。有一种存在争议的说法是,中国养老金结余在2035年将耗尽。
“养老金即将耗尽”是一个硬约束,讨论延迟退休,必须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才有实际意义。
如何对养老金开源节流,无非就如下五个主要选项:
a、全面降低养老金现行发放水平,多拿多降,少拿少降
b、鼓励生育,增多未来养老金的缴纳人口
c、公共财政和国企利润加大向养老金输血
d、大幅通胀
e、延迟退休
选项a,你觉得有现实操作性么,多拿多降只有理论探讨价值,多拿的人是规则制定者,而少拿的人也都盼着每年那几个点的增幅。
选项b,你愿意生么,都愿意生那还讨论个啥?
选项c,财政也不富裕啊,谁救谁啊,而国企那点利润我看你还是别当真了。
选项d,没办法的时候当然也只有这么干,但这个可比延迟退休引发的民怨就更大了。
看起来,也就是“延迟退休”最有可操作性了。
不然呢?年轻就是你的软肋啊。
02
延迟退休势所难免,但也会引发很多事与愿违的“次生损害”。
延迟退休的一大背景是:没人生娃了。
从某种冰冷的经济理性逻辑出发:既然年轻人不愿意生娃,那就延迟退休呗。年轻人的自由选择在于:你可以在两杯“毒药”中,自由地选择一杯。
但对于社会和政府而言,同样存在一个冰冷的逻辑:延迟退休很可能进一步下压生育率。甚至逐渐形成某种负面循环:生育率越低,退休越晚;退休越晚,生育率更低……
就中国现实语境而言,这一点都没有夸张。
举个例子。按照现行政策,女性是55岁退休,在中国普遍双职工的状况下,55岁退休的奶奶和外婆实际上是年轻人生娃的最强有力保障,当然,60岁的退休的爷爷和外公虽然大多“废柴”,但多少也能帮点忙。
如果男女65岁同龄退休,特别是潜在的奶奶和外婆迟退休了整整十年,那谁给想生娃的年轻人带娃?就说65岁退休了,这多上十年班带来的体力衰减,还带得动娃么;当然,她们仍然可以提前退休,但在尚拿不到退休金的情况下,在经济上如何帮助儿女分担育儿压力?
这对已经走低的生育率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毁灭性打击吧?
当然,有人会说,反正年轻人无论如何也不想生娃了,何必操心这事?
但总有些人还想生娃,延迟退休对这批“响应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人而言,不是一种真正的劝退么?给人家一月500元的生育补助金,然后让本可以带娃的爹妈继续上班,这种鼓励生育你觉得可笑么?
对国外而言,因为老人参与带娃的比率远没有中国高,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件事对生育率有多大冲击力,不需要专家帮你想也可以想明白吧。
除此之外,延迟退休,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未来经济展望”,这对生育率而言同样是负面的。
更不公平的是那些已经生娃或刚刚生娃的年轻人。人家也生了,该尽的“所谓社会责任”也尽了,最后,不也还是要延迟退休。
03
延迟退休是一个难以逆转的大趋势,但为了减轻民怨,为了社会公平,一些配套的措施也应该跟上。
比如刚才说的“老人带娃”,不能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只要正视了,自然就可以有办法。
是否要对有第三辈的老人进行一些诸如提前退休的特别“优待”,这在中国当下整体“反感生育”的社会舆论中,可能比较敏感,可能会引发“不公平”的争议,但该正视的该讨论的总不能回避。
不过,就延迟退休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全民共担”。
所谓“全民共担”,第一当然是代际。延迟退休的代价不能仅仅由年轻人承担,而应该由各个年龄层的共担。
前一段,社交媒体上曾有一个热搜:年轻人工资不如退休金高。这种说法固然有偏颇之处,我等会还会谈到,但这背后的社会现实是,在延迟退休对年轻人造成极大心理压力的同时,中国的养老金却还在持续上涨。
既然养老金不够用了,中年人年轻人必须以延迟退休来填补缺口,那么,至少作为一个姿态,国内的养老金上涨也应当进入“冻结”状态。等延迟退休尘埃落定了,再经过广泛的社会讨论,看养老金何时恢复上涨。
毕竟,如果养老金停止上涨,也可以缓解“延迟退休”的经济压力,至少让延迟退休的增长曲线更平缓点。
所谓“全民共担”,第二是“编制”。“年轻人工资不如退休金高”的讨论,更真切的对象其实是“体制内退休金”,也就是充满争议的养老金双轨制。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应当尊重既成事实。相比所谓的降低,更妥善的办法是,长期冻结体制内养老金的上涨:一方面降低双轨制的民怨,为延迟退休争取舆论空间;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这也是全国的大局。
事实上,体制内的同志们也无需过多担心。从长远而言,养老金还是应该“多缴多拿”,体制内的收入相对高,缴纳的养老保险也相对多,那么未来拿到的养老金当然也应该更高。
问题的核心是,这种以“多缴少缴”而不是“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发放标准,更符合市场化,更公平,更能激发养老金参保的热情。
所谓“全民共担”,第三是“政府—社会”。
长久以来,中国的公共财政高度倾斜于“养人”和“基建”,忽视了福利支出。
前不久,殷剑峰先生在《居民消费率为何这么低?》一文中指出:
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在2012~2020年间,中国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32%,在15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低于发展水平相近的金砖国家、尤其是发展水平比中国差很多的印度,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也就是说,对于养老金不足的危机,在中年人和年轻人以“延迟退休”作出牺牲的同时,拿退休金的老人、体制内退休人员和政府这三大主体也应该站出来“共赴危机”“共襄盛举”。
这不仅会在公平层面上缓解年轻人的怨言,也会在事实层面上更大力度的减轻养老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