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逾2.8亿人罹患抑郁症,其中,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接近1亿人。抑郁症可能直接导致自杀行为,这是全世界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中国境内,抑郁发病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有研究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全球抑郁症病例就猛增28%,如何遏制全球性的抑郁症危机,是一项重要的公众议题。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柳叶刀》发表《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到了》,该报告由全球各地的25名专家联合完成。报告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身体疾病像抑郁症那样常见、带来如此巨大的负担,却完全可以治疗,但它却很少得到政策关注和社会资源。研究者们坦承,抑郁症单纯靠卫生系统的努力无法解决,缓解、治愈抑郁症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帮助。其中的中国作者、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肖水源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抑郁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单纯依靠卫生系统是解决不了的。”

不能只靠卫生系统解决病症,听起来匪夷所思,治病不靠医生还能靠谁?其实,虽然抑郁症不是传染病,但联合行动的道理却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十分类似。如果只靠医护人员治病,没有政府和社会大众携手做好预防、宣传、检查、善后工作,其势头很难得以遏制。

在预防层面着手,是降低抑郁症发病率最有效的手段,而这也是卫生系统无能为力的首要原因:大部分预防措施都在卫生机构之外进行,这正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助力。青少年是抑郁症高发人群,可能影响终身。202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家暴、校园霸凌、学业压力等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是直接引发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因素,而这些都是医学以外事务。学校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的精神困惑提供帮助,观察青少年是否遭受家暴或校园暴力;政府则应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向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当青少年不再被这些不良因素影响时,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即使有抑郁的症状,他们主动向师长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抑郁症让医生束手无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患者根本没有走入医院接受治疗。据统计,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80-90%。此前有报道指出:我国抑郁症患者仅有3.6%接受过精神科专科治疗。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提醒我们关注抑郁障碍患者群体的痛苦与无助。

患者拒绝寻求医疗帮助,主要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抑郁症了解不足。一方面是对其症状及治疗不了解,当患者自己出现躯体症状,如容易疲劳或食欲不振时,不会想到寻求精神科的医疗帮助,身边的亲友也不会提醒与抑郁症有关;另一方面是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与社会歧视,不少人将抑郁症症状与患者的个人素质联系在一起,指责其心理脆弱、“玻璃心”,因此才会患上抑郁症,使得患者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寻求医疗帮助。

要提升大众对抑郁症的了解,首先需要普及抑郁症的相关知识,这不能只靠医生与研究人员的努力,同样需要政府与社会联手协作。政府需要加强精神卫生法的实施,保护抑郁症患者的就业、隐私等合法权利,杜绝对该群体的歧视,让就诊患者没有后顾之忧;在社区、工作场所、网络空间等领域,社会力量也应以各种方式宣传抑郁症知识与就诊指南,让有需要的人得到相关信息,鼓励患者就诊;社区卫生中心可以依照相应规范,招募低成本的非专业人员,为精神科方面提供初步的咨询与就诊指导。据有关研究显示,这不仅可以解决精神卫生人员的严重短缺,同时能够降低患者的就诊成本,更重要的是,当抑郁症就诊普遍且方便时,患者的耻辱感会显著下降,他们会更愿意去医院精神科就诊。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抑郁症患者得到足够的治疗,他们很可能得以康复。但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医生与药物,更需要法律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关心与保护。

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