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或最晚不超过2023年，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按照惯例，国家统计局将在近日公布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人口和经济学界的专家纷纷预测，2022年或最晚不超过2023年，我国会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近日表示，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同时，老龄化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度的阶段，将来提升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这些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形成新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叠加快速老龄化意味着缴纳养老保险的人逐渐减少，而领取的人越来越多，我国以现收现付为主体的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会持续加重。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永勇对第一财经表示，养老保险制度会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核心对策是提前做好准备，当前需要做的改革非常多，但有三项最为关键，即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基础、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快速健康发展。

2022年全国人口或出现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一般会在新年的第一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公布上一年全国人口数据。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是0.34‰。

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公布了31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2021年有13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13个省份中，至少有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天津为近几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此外，山东和安徽这两个省份也在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边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去年在《南开学报》上发表论文称，我国总人口负增长的步伐越来越近。总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2020年自然增加人口204万人;2021年自然增加 48 万人，无论是人口年度自然增长规模，抑或自然增长速度，相对于14.12亿人的总人口规模而言，中国已经实质性进入零增长值域。

蔡昉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2》发布式上表示，中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22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着2023年开始，中国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或者说2023年往后，我国会进入到一个人口负增长时代。

有些专家则预测2022年全国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未来80年我国人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多情景预测发现，中国人口负增长比预期更早到来，2021年成为中国人口峰值年，2022年起，中国人口进入历史性负增长阶段，并在未来呈现出阶段性加速趋势。

陈卫认为，近年来，由于婚姻观念加速转变、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等原因导致中国生育率加速下降，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比以往预测的时间提前5一10年，人口峰值也比以往预测结果低1000万﹣4000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2023年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1月17日将召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22年中国总人口是否会首现负增长或将在这场发布会上揭晓。

增强第一支柱的财务可持续性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更快的、更深度的老龄化，使我国在养老金以及照顾老人等方面的社会政策需要做出调整，未来养老资源不充分的问题会更加突出，消费将会抑制甚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常态的制约因素，这也是一个崭新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不断深化将使养老保险制度逐渐走入“生之则寡，食之者众”的境况中，即缴纳养老保险的生产者越来越少，而领取养老保险的消费型人口越来越多。领取人口占比增加，会影响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25亿人，从2012年开始下降。到2021年末，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亿人，占总人口的62.5%，比2011年减少了4300万。

截至2021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736万人，占总人口的18.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056万人，占总人口的14.2%。

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首次突破了20%，达到20.8%，即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20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即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养老保险的制度抚养比衡量养老保险体系财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则要比老年抚养比更高，2021年数据显示，参保职工34917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13157万人，制度抚养比为37.7%，即2.6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人口负增长所必然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退休人口的增加，将使得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进一步提高。

孙永勇表示，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最大难题就是财务可持续性。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不仅要做好收入和支出管理，还需要建立强大的基金储备。

孙永勇表示，收入管理方面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在征缴收入、财政补贴、国有股转持、基金投资、其他收入等都有不少事情要做。支出管理方面，一是要把握好养老金水平调整的幅度和节奏，另一个是严格控制非养老金开支。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唐霁松认为，我国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其中，缴费年限与领取年限不平衡的矛盾、养老金计发月数与平均余命延长的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

唐霁松表示，我国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制度运行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相当多数量的参保人一旦达到了15年就停止缴费，这与最近这两年跟疫情有关系，缴费比较困难，停止缴费后一直等到到达退休年龄直接领取养老金，所以参保人员的平均缴费年限普遍偏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修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发月数等。唐霁松建议抓紧现在的政策窗口期，在同步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也要调整缴费年限和计发月数这些政策，综合施策抓紧推进工作。

二三支柱发展需提速

唐霁松表示，目前养老金制度方面有三个不平衡，一是第一支柱与二、三支柱极不平衡。二是第二支柱内部企业参与度极不平衡。三是第二支柱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极不平衡。

《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全国有11.75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2875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23万户和158万人，年末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2.61万亿元，当年投资收益额1242亿元。

孙永勇表示，企业年金的最大问题是覆盖面太小，仅相当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7%。企业年金制度设计应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以适应各种类型的企业，特别是让企业能够利用它产生对自己有用的效果。“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愿意做企业年金，说到底，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企业觉得花了钱却没有对企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孙永勇说。

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方面，孙永勇认为，除了税收优惠之外，还可以考虑提供一定的收益率保证。如果在规定额度内的资金能够享有比银行存款利率更高的收益率保证，将产生很大的激励。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戴相龙建议，对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实行保底。比如按完成一个合同执行期计算，投资收益率不足5年期国债收益率时，由投资管理人补足，经过一定时间，再由政府补给个人养老金的受托投资管理机构。按照以往储蓄保值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保底的经验，预计政府补贴也不会太大，但可以大大消除城乡居民建立个人养老金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