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开业当天,这些男男女女需要在店外等待30分钟,进店以后,还要等上20分钟,才拿得到一杯蓝瓶咖啡。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毗邻金碧辉煌的静安寺,置身高端百货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雀巢旗下蓝瓶在这里开了中国内地第二家门店。门外,不断有年轻人到此打卡,也引来不少打扮时髦、操着沪语的阿姨、伯伯。就像此前率先赶往“巨富长”地区新开热门店铺一样,这座城市的潮流探针们也不会放过这个重视门店环境的咖啡品牌。

蓝瓶也出售“云南豆”,它们就来自普洱。此时的普洱,山间的咖啡果正处在由绿转红的阶段,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体,被运往世界各地。如今,这个以茶命名的地级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咖啡产地,咖啡种植遍布其下辖的1区9县,产量占全省一半。尽管咖啡树漫山遍野,但一个外来观光客要发现它们却不容易。和杭州整整齐齐、一望便知的茶田不一样,普洱的咖啡树藏匿在灯台树、樟树、芒果树或是菠萝蜜树之下,田间布满野草,植物高低错落,郁郁葱葱,让这里显得像是从未被打扰过的丛林。这样的生态环境,就有雀巢起到的作用。多年来,雀巢在产地推进荫蔽树种植,农艺师们反复宣传:把杂草控制在一定的高度,不影响咖啡成长,反而能够保护水土;多种树能促进生物多样性,对咖啡产量有帮助,果子和叶子还能卖钱。

一个是全世界拥有最多咖啡馆的城市,一个是中国咖啡产量最高的地区,同一时间剖面上的两个场景,构成了中国咖啡产业的剪影:中国人的咖啡消费品位进阶很快;另一方面,这几年,云南作为世界级产区的名声越来越响。


【资料图】

咖啡树

图片来源:pixabay

这一切的开端,都源自雀巢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出的一个决定。1988年,雀巢咖啡正式决定进入中国内地。随着一句“味道好极了”反复回响在电视黄金档,雀巢也同步向云南派驻农艺专家,开启了漫长的云南咖啡种植计划。

由雀巢最初开辟的这片咖啡“新大陆”包括普洱、保山、西双版纳、文山、临沧、怒江等,沿着边境线铺展,少数民族聚居,且曾深陷贫困。咖啡种植,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地方上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

雀巢在云南的工作,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商业和发展奖”。在中国,获得这一奖项的公司只有雀巢。从社区影响力,或者说“乡村振兴”这个维度来说,雀巢咖啡在云南的工作是跨国企业在中国ESG(环境、社会、治理)实践的最佳案例之一。

因为这些,我们重新找到了这家老字号。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好奇,雀巢是如何从最开始的“把产品做好”,一步步积累至今,最终提供了对“如何把生意做长”的解答。9月5日,《中欧商业评论》进入咖啡产区,探寻它如何将ESG理念落地,以及这种实践如何促成了它的长久生存。

一、一项战略决策:首先创造价值,然后才能共享价值

我到普洱时,那里正处于繁忙采摘季到来前的最后平静。一项环保新规在村民们当中快速被传播开来,扰动了这种平静。

在普洱下辖的思茅区,很多咖农都建有自家的晾晒场和加工作坊。盘山而上的道路两边,晾晒场和小作坊就错落排布。咖啡在此完成初加工以后,做成咖啡生豆,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咖啡米”,便能卖给生豆采购商。

在这样的加工过程中,如果农户污水管理没做到位,就会造成了污染。今年,思茅区叫停了这种散在的加工作坊,改由区内有资质的工厂统一加工。

刚刚到村委会教室开完沟通会,一位咖农就在楼下算起了今年的经济账。他有些担心今年的收入:“交给工厂加工,每公斤大概要1毛5分到2毛钱加工费,而且到厂里完成初加工再拿回来比较麻烦;也可以在厂里寄售,或者干脆把鲜果卖给工厂,但这样我们价格就卖不高了”。

雀巢农艺师侯家志和他的同事陈文春到了村小组做培训时,村民们同样聊起这个话题。侯家志大多数时候静静听着,并记录村民们的培训需求。“环保是重要的事情,大家要配合环保政策”,在教室里,侯家志这样鼓励咖农们。

但私下里,侯家志也谈起他的隐忧,隐忧主要也是对雀巢小供应商们今年能赚的钱。往年,每家每户的鲜果大都分开加工,送去雀巢的咖啡米也是分开的。多年来,雀巢一直都在培训咖农慎用除草剂。雀巢的供应商全部需要通过4C认证,其中的指标之一,也是严格进行除草剂管理。新政策出台后,如果鲜果统一送到工厂加工,用过除草剂的和没用过的会混在一起,一旦混在一起,相互沾染,就可能使其他4C认证的农户无法通过雀巢的检测。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再去‘游说’一下老乡们,让大家都尽量不要用除草剂了”,侯家志说。

我所见到的这个变化,仅仅是当地咖啡产业发展30多年中出现的小插曲,却已经构成了企业与社区发展紧密关系的缩影。在农业原产地,这种关系显现地尤为真切:水是共用的、地是相通的、一家“再生农业”做不好,大家都会受到影响。更不要说,在以熟人关系为主的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共享一套理念,一种做法。到了这里,企业社会责任、ESG都不再是落在战略决策和书面上的话语,它真真实实影响着一草一木和当地人的生计,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空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88年进入云南开始,雀巢就始终在推进免费咖啡种植培训和再生农业的知识。直到现在,在咖啡产业链前端有着长期培训计划、常年派驻专业团队,并在培训上覆盖如此广泛的公司,只有雀巢。

雀巢的农艺培训不光是针对自己的供应商,而是始终向全体咖农开放。获得过农艺援助的咖农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将咖啡豆卖给哪家公司。这种长期开放的农艺培训成本不菲,但雀巢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要保证生意能长期发展,就必须保证供应链前端的品质”,雀巢咖啡中国传播及创新总监赵雪玫说。

“我们也可以不介入种植,完全采用末端处理的方法,只管从当地采购符合质量要求的咖啡豆,短期看,这没问题,也符合逻辑;但长期来看,社区总体水平不提高,环境保护做不好,农民能力不起来,我们就很难得到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咖啡豆;我们的业务和农民的生活,这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这种理念本身也与扶贫和乡村振兴相契合”,雀巢大中华大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张琦分析道。

“我们不是做慈善,而是创造共享价值”,张琦说。

企业的经营是嵌入在社会网络里的。从这个维度上说,“创造共享价值”是一种道德责任,但归根到底是企业的生存之道。社会责任与ESG这样的议题之所以通常会落在大企业头上,不仅因为他们有实力,也因为他们对这张网络的依存度更高。

二、一个转折:从省会搬到产地,与咖农做邻居

普洱是古代茶马古道上的茶叶集散地。茶一直是这里的第一支柱产业。在市区,几乎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都能遇到一条名字带“茶”或“茗”的路。而现在,刚刚落成的、规模庞大的咖啡交易中心,则预示着新支柱的崛起。

距市区不远的大开河村,咖啡对生活中的意义以更具体而微的方式渗透出来。半山的广阔平台上,有一座废弃的小学,教学设备都被搬空,只留下砖墙上一副有趣、漂亮的图画。大大的咖啡树占据着画面的中心,红色的咖啡果结结实实挂在树上,上面停着一只鸟,咖啡树的后面是校舍、农家和山峰。周围的村民告诉我,这座小学就是当年村里用卖咖啡的钱造的。

咖啡对此间村民的意义,已经不止于生计层面,而是汇入文化认同之中。大开河村一位“80后”咖啡店老板谈到,在普洱的农村,几乎每个“80后”、“90后”都可以被称为“咖二代”、“咖三代”。他们记忆中的生活转折,比如添置摩托车、彩电、轿车,或建起了新楼房,都与咖啡市场的年景紧密关联。

在产地,老老少少也共享着很多有关咖啡的记忆。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雀巢。1990年代初,农户根本不认识雀巢,看到他们的职员,除了对外国人好奇,就是根据工作服上的图案判断他们是“卖鹌鹑蛋或是收燕窝的”。到了后来,人们发现“他们开着车下乡,为大家做示范,看上去很专业”。

到了现在,雀巢的农艺师已经成为山里的一份子。侯家志在村里行走,一路是“老侯”、“老侯”的叫声,几乎没人不认识他。到了农家,咖农们也像款待老朋友一样,很自然地提起不锈钢水壶,给他倒上一杯普洱茶。

34年,与咖啡落地生根的过程一样,对于雀巢来说,这就是一个从“悬浮”到真正“定居”的过程。这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2002年,雀巢农艺服务站从昆明搬到了普洱。

在刚刚进入中国时,限于当时的条件,雀巢先选择与国营咖啡公司及农场合作,这一状态维持了10年。但这并不是雀巢的理想状态。依照雀巢的经营策略,一旦进入一国市场,他们会尽可能将整条产业链搬到当地,实现从端到端的控制。在世界各国的原材料产地,他们都会与小农户直接建立联系,深入生产的最前端。在云南的最初10多年中,虽然没有直接、大量地与小农户做生意,但雀巢没有放弃与小农户的交往,他们通过实验农场的示范、咖啡种推广、种植技术培训等各种渠道将触角深入到他们当中。

2002年,雀巢与国营咖啡公司签订的十年购销合同到期了。雀巢的第四任农艺专家杨迪迈来到了一个分叉路口,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留在省会昆明;另一个,是把农艺服务部搬到普洱。

这看似是一个地点的选择,实则是经营战略的切换:选择第一条路,意味着顺着已经蹚出来路子,继续留在省会,与大咖啡公司合作,在后端收购咖啡;第二条,则是进一步介入产业链的前端,真正深入到农户当中去。

杨迪迈选择了后者,把农艺服务部搬到了普洱。他的决定让雀巢失去了不少昆明本地雇员,也推高了他们与大供应商合作的成本。而接下来要编织的新的供应商网络,则由成百上千个小节点组成,需要农艺师们花很多精力,一点一滴深入下去。

但从长远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农业天然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质,深入农户,深入原材料供应前端,对农产品质量的控制非常重要。雀巢也希望逐渐不再依赖于当时的国营农场和咖啡中间商,改由与农户合作,可以省下20%-30%的中间商差价,将这部分钱全部给予农户。

另一方面,在价值链中更关注弱势的一方,这是雀巢经营策略的重要部分。在被派到云南之前,杨迪迈曾在非洲布隆迪咖啡农场工作了21年,很熟悉农村生活。杨迪迈与他的儿子、继任者邬特都曾在大山中亲眼见到,咖农因为没有办法直接把咖啡卖出去,而只能借助中间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中间商会用欺骗的手段谋取暴利。如果直接与咖农合作,雀巢就能把产业链的最长一段留给他们,提高当地社区的生活水平。

咖啡

图片来源:雀巢官网

“一开始农艺部离得那么远,小农户不可能自己带着咖啡来卖,而他们只有看到直接的销售,才会有激情种咖啡,我们也能更多帮到他们”,侯家志这样理解前任上司的这个决定。

现在,雀巢咖啡在云南的采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供应商总数1089家,其中,小农户占比逾75%。

三、说的都是“种咖啡”,做的其实是对“人”的工作

在一片几乎毫无咖啡种植基础的土地上,雀巢是如何让咖啡在产区大量铺开的?答案显而易见:它聚拢了产区里的人,尤其是小农户。接下来的问题是,小农户为什么愿意拿出自己的地,跟着这家外国公司种咖啡?

“种苞谷一年一亩地赚150块,种咖啡能赚2000块,一盘算,肯定是刨掉苞谷种咖啡。”咖农王建设是村里最早一批种咖啡的农户,谈起自己1996年做出种咖啡的决定,他这样说。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答案。“咖农要看事实的,咖啡是否能种出来,其次是,你们能出多少钱买我的咖啡”,侯家志总结农户种咖啡的两大动力。

保证“咖啡能种出来”,而且能让农户感觉“可以赚钱”,这与雀巢在进入云南之初就做出了两个决定关系紧密——一个是引种,另一个是定价。可以说,这两点也奠定了云南产区初期的基本形态和国际定位。

雀巢引入云南并在农户中推广的品种是卡蒂姆系列。卡蒂姆系列抗叶锈病的能力极强、产量很高,另一方面,被普遍认为口味一般。对于雀巢来说,高产的卡蒂姆适宜于作为需求量大的咖啡饮品原材料,产量又有保证。对于当时没有种咖啡经验的农户来说,种植卡蒂姆的风险小,不至于因为叶锈病肆虐造成大规模减产。

收购价格上,雀巢的定价一直基于纽约期货交易所的咖啡价格,机制透明,且对大小供应商一视同仁。雀巢也很重视及时快速地对外传递报价,让所有咖农都能在公共领域查到。这种做法为雀巢此后多年的收购铺设了平坦的基础,减少了围绕着价格的争论。

当然,引种和定价只是画出一个基本的框架。一个重要的变数是,国际期货价格起伏很大,上一年的收益直接决定下一年的种植情况。咖啡市场波动时,农民把咖啡树“挖了种,种了再挖”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把土地和咖农的生计全部交给市场,农民会因反复折腾而蒙受损失,雀巢的供应链也无法稳定。

这个时候,雀巢的农艺师就扮演了“陪伴者”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农艺师们的宣传、教授和陪伴,当地的咖农也在种植技术、环保理念、经济收益和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有了改善。

云南保山举行的咖啡文化节图片来源: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在侯家志的电脑里,有一张张EXCEL表格,是雀巢对农艺师团队的工作要求列表,包括施肥、除草、污水处理等等。这些工作,看似是对着土地,其实全部是围绕着“人”的:不仅包括农艺知识,也包括环境保护、生活方式甚至是理财知识。比如,农艺培训材料要以图为主,让大家都容易看明白;再生农业的推广要让大家看到实效;咖啡价格好了,要让咖农们警惕将来的风险;价格不好的时候,则要劝说他们不要轻易挖掉咖啡树;2012年开始推广4C认证时,因为认证关注咖啡产业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各个维度的指标,农艺师的工作更是覆盖到了农户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家里化肥农药的摆放会不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危险,漱口用的杯子是否与农药瓶区分开等等这些细节。

被雀巢派到云南26年的广西人侯家志,跑遍了产区几乎所有的村寨。手机导航还没有普及的年月,侯家志他们这些农艺师全靠纸笔和脑子记住前往农家的路。截止2013年雀巢为农艺师配发ipad之前,他记录农户情况的笔记,已经积累到了50本。

有件事让侯家志至今提到依然感动:10多年前,他在一个傣族寨子做农艺培训。去的时候天气还不错,走的时候,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当年,山间的路网还没有现在那么好,农艺师们外出做培训,一天换三次轮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大雨一下,道路更是泥泞。让侯家志没想到的是,那天,寨子里很多村民们都走了出来,冒着大雨,伴着他的车走了足足一公里,一直走到大路上。

“他们怕我的车翻下去,或是陷在泥里,出不来,他们说,如果车陷进去了,大家能一起把车推出来”。

我特别注意了雀巢介入当地的姿态。这种介入虽深入,但一直是“合作式”的、带着充分尊重的,没有构成对当地民俗和秩序的惊扰。这来自雀巢注重平等和公平的文化关怀。这种关怀会在很多相处细节中流露。

雀巢咖啡中心总经理王海提到:“早年,雀巢和大的咖啡公司合作时,也很少参与他们的饭局,这不是因为咖啡公司想要通过饭局干什么,而是,我们会考虑,小农户看到了,会怎么想?”

农艺师团队下乡做培训,总带着“周到的尊重”。比起宣讲,农艺师会用更多时间倾听咖农们在说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并一一登记下来。走访农户的时候,侯家志往往以这样的句式提出建议:“老乡,其实你……更好诶”。例外的一次,是在盖房子的郭健康家。他发现主人家临时拉的电线有危险,便两次直接说道:“老乡,这样拉电线不对。”

雀巢的农艺培训与许多公司为拓展市场做的所谓“培训”也不同。培训时,农艺师会按照咖农提出的培训要求,讲授专门的农艺知识和市场情况,但极少涉及雀巢公司的利益主张。侯家志也提到,他们一直都鼓励咖农把咖啡卖给出价更高的公司。在他的理解中,农艺培训对雀巢长期发展很重要:“我们讲求三赢,兼顾环境、公司和农户,提高农户的生活,做好环保,就是为企业的未来铺平道路。”

四、市场经济规则下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不同于培训时雀巢农艺师的有求必应,在采购端,雀巢的面目是严肃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丈量着一切。

那是1997年冬天,一位女性咖农把一麻袋咖啡米送到了收购站。接待她的,是农艺师李孙强。咖农送来的咖啡豆不符合雀巢的标准,李孙强拒收。但可能是因为送一次咖啡很不容易,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咖农非常生气,继而坐在地上大哭。这让李孙强感到十分为难,他自己拿出50元买下了这袋咖啡米。

咖农王必恒也对雀巢的产品检测过程印象深刻。他记得自己1990年代第一次去送咖啡,雀巢还没有后来的检测设备,全靠农艺师肉眼观察。“一铲子下去,他说可以收,我很开心;又一铲子下去,一看,不行了,我好话说了一大筐,但不能收就是不能收,说啥也没用。”被拒的这个跌宕经历,让王必恒很沮丧。“雀巢的要求太多了”,他说。

在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乡村,类似传统生活方式与市场经济规则的交锋不是个例。市场经济的规则、一家公司的公正公平形象也就是在这种摩擦中建立起来的。

一年一度在雀巢老采购站门口排队,这几乎是上了点年纪的咖农的集体记忆。如今粮食储备库的门卫老大爷还记得:每到采购季开始,外面的大路就堵住,有时候排队要一周时间,农民就住在车里,食物和日用品全在路边小卖部买。

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队伍里,插队会频繁发生。但采购站外,秩序很好,很少有人会插队,因为一旦被发现肯定会被请出队伍。维持采购站外队伍的秩序,这甚至是两代雀巢农艺部负责人杨迪迈和邬特的“家传”——他们都有到队伍当中去维持秩序,找出插队农户的经历。

对采购站前的这条长龙,王必恒也积攒了一肚子悲喜故事。有一年,王必恒开来的大车的电瓶坏了,想到收购站换电瓶。不料,迎面撞上杨迪迈,杨以为他插队,坚决要把他请出队伍,王急着解释,杨又听不懂中文。两人叫来翻译,掰扯了大半天,才说明白。

也有让人高兴的事情。王必恒记得很清楚,有一年,一辆来送咖啡的大货车把储备库门口的电线杆撞断了,致使储备库断电,雀巢的采购也不得不中断。这对赶来送咖啡、已经等了很久的农户来说,简直是灾难——他们还要等到里头把电源恢复,采购才能继续。

王必恒和许多其他农户在站外垂头丧气等了三天,但他没想到,到了第三天,随着期货交易所价格上涨,雀巢也更新报价:每公斤上涨5毛钱,他送来的10吨咖啡生豆多赚了5000元。

也是在年复一年从种植到采购的轮回里,刚从集体经济中走出的农户适应了这样一种“个体化”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自驱力很明显,就是卖咖啡豆得到的钱;但需要做到的事情也很难,要符合环保、产品质量等标准。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雀巢对咖啡豆的报价,争取在报价最好的时候赶往收购站,卖掉咖啡。这种自我驱动、自我规划、直接面对市场风险的生活,异于改革开放进程前的传统乡村生活,也是此后中国人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典型境遇。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共享价值”,或者说“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不是给钱,不是给生产资料,而是寻找一个可持续的生计,并借此推动一种思维理念,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型。

五、“创造共享价值”的背后:影响力与信任投票

刚从北京到普洱工作一年,咖啡贸易商韩寒就感受到:一到采摘季,到普洱来的咖啡中间商都会心照不宣地进入一段真空,越过去,才能听到紧密的鼓点:“都憋着一口气,等着雀巢报价,他们的价格是指导价,之后各个大农庄才开始报价”。

这种影响力,光用经济的视角并不足以解释。从采购量看,雀巢是云南咖啡种植起步阶段主要的买家,但到了2013年,雀巢采购量占全省年产量已经不到1/3。再到10年后的今天,据政府官方数据,云南上一采购季的总产量已经达到13.6万吨,雀巢每年收购量稳定在1万吨上下,虽然依旧是最大买家,但占比已经不到1/10。

在这个时候,市场各方依然都认雀巢的报价,这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可信的市场信号。

有咖农说“雀巢要求太多,不讲情面”。但他们也承认,雀巢办事公平,这给了他们充分的安全感。采购端容易滋生腐败,一旦有了腐败,对小农户的打击是最严重的。他们往往是更少“关系”资源的一批人。

“雀巢收咖啡,不看关系,我们都很放心,有些咖啡品牌,只看关系,不看质量,我们再好的咖啡豆拉去也不收”,大开河村的咖农林洋说,一些咖啡公司工作人员会在采购时搞利益输送,有的人要农民买他们提供的农具和肥料,才肯收咖啡豆。

“很多供应商来了,就走了,但雀巢一直在那里,他们出价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有他们在,我们就很放心”,种了28年咖啡的林洋说道。

持有类似观点的农户并不是少数。2018年以后,内需市场迅速膨胀,往来云南的咖啡商已如过江之鲫,但很明显,当地人总对“长期定居者”抱有更大的好感。如林洋的话所预示的,在与公司做买卖的过程中,很多小农户会更倾向于选择“靠谱的”公司长期合作,而不是去选择“出价最高”的公司。

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凡与雀巢合作过的供应商基本都会提到:雀巢付钱特别快,早年是当场付清现金;后来改为银行转账,5个工作日内必到账,多年来从未有过例外。付款快,这在一个普遍严格遵守承诺的氛围中很有可能被忽略。但在产区,这却成为一个备受认可的闪光点。深究下去,背后其实是这样的现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产区的咖啡市场并不规范,不少咖农都有被公司拖欠咖啡款,甚至赖账的经历。也有不少公司自己不收货,只是转卖,卖不出去,又把咖啡退还回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及时兑付的雀巢就树立起“靠谱”的形象。这种信任感与安全感尤其会成为交易当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34年来,雀巢在云南咖啡产区积累的影响力,是因为它对公平原则的坚持,也因为它在满足自身经营需要的同时,努力回应当地社区的需求。在产区农户“从贫困中走出”这件事上,雀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雀巢咖啡赞助,炬点咖啡实验室主办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活动图片来源: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到了今天,咖啡产业又来到一个转折点:2018年之前,咖啡更多作为农业原材料出口,“云南”作为一个产区是默默无闻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云南也产咖啡。这两年,内需市场膨胀,加之政府力推,产区知名度飞速提高,“云南豆突破国际期货价格,建立独立价格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雀巢与产区之间,出现了新的缝隙。

雀巢为顺应云南的变迁做出了努力。环境变化一直是咖啡产业的一大威胁,近期巴西与哥伦比亚咖啡豆大幅度减产,或将造成价格上涨。雀巢在云南推出了许多针对环保与再生农业的计划,在源头上维护云南产区的平稳。在产品端,它推出了多款云南限定系列咖啡,让人们能够直接从超市货架上知道云南咖啡。雀巢旗下的蓝瓶也销售云南豆。

但诚实地说,在让普通消费者知道“云南豆”这件事上,瑞幸、Manner、Seesaw等品牌起到的作用更大。

在2017年2月的外交部蓝厅的云南全球推介会上,部长王毅特地夸赞云南咖啡:“中国95%的咖啡是来自云南,不仅仅是中国,云南的咖啡原料还大量出口到国外,给雀巢公司、星巴克使用,我刚刚喝的咖啡品牌叫后谷,这个咖啡不是我夸张,是我走遍全球,喝过各个国家咖啡当中最好的。”不过眼下,后谷,这家希望通过资本整合当地咖啡产业的本土品牌,正陷于破产危机。

接下来,如何回应云南产区的变化,继续创造共享价值,是东道国为雀巢画上的新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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