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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市卫健委就育儿补贴发放征求意见，拟对夫妻生育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分别发放补贴7500元、1.1万元、1.9万元。差不多前后脚，山东济南也发布优化生育新政，落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今年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关于生育现金补贴，深圳、济南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在此之前，多地已有探索。不过，对于发钱鼓励生育的效果，舆论反应却较为复杂。不少人认为，不超过2万元的育儿补贴，对于生育养育孩子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对现金补贴的政策效果存疑。

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以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并促进释放生育意愿。这样的初衷并不难理解，也值得赞赏。从根本上来说，它指向生育成本社会共担，试图传递这样一种信号：生育不仅是家庭的决策，也是公共事项，生育成本应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而非家庭独立承担。

不过，社会舆论对此的复杂态度，倒也在意料之中。客观来说，现有水平的财政育儿补贴，对于收入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确实不会成为促进生育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这部分育儿补贴的确能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但是否能显著到改变生育意愿，答案或许未必乐观。

真金白银的补贴，金额不高，提振生育意愿效果不明显，而要达到鼓励生育的阈值，估计对一地财政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可持续性亦存疑。要想让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放大政策效应，不妨换个补贴“赛道”，比如增加托育公共服务供给。

此前有研究指出，儿童保育覆盖率每增加2.9个百分点，生育率就会增加0.82%。就现实来说，对于潜在生育群体，尤其是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来说，导致生育恐慌的更多还是沉重的照料负担。此外，对不少女性来说，由此带来的职业风险和经济折损，是不可承受之重。而近些年来，全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则使这一冲突更加凸显。

这也启示我们，激励或积极支持生育，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降低女性生育成本，稳定其成本预期。而这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的普惠性托幼服务，营造平等创业就业的职场环境等。

当前，各地托育服务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模式单一等。眼下，可鼓励用人单位自建，或政府与企业合作建立托育服务机构，为0至3岁婴幼儿提供保育和照料服务，以切实降低育龄女性的养育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出生人口数的大概率持续下降，幼儿园空余学位或将增多，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的时机和条件日趋成熟。2022年，北京、深圳等地已开始“试水”，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利用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幼儿，相关探索值得关注。

一言以蔽之，对于鼓励生育这项系统工程，各地因地制宜、更精准地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资源投入，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