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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前，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此说主张：“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据此，得出一个结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中国学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顾颉刚根据《商颂·长发》和《鲁颂·閟宫》中关于“禹”的记载，推定在商族那里，禹为下凡的天神，在周族那里，禹已经被奉为最古的人王，但“禹”本来出自夏鼎，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九鼎上所铸的一种动物，并没有证据说明他是夏的始祖。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自然便成了很大的问题。不久，便有一批历史学家明确宣称夏代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周人杜撰出来的。胡适更宣称：“东周以上无古史。”他宣布：“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按照胡适这一说法，不但夏朝，连同商朝，甚至西周，都得从中国历史叙述中删去。
然而，没有先前的历史演进，东周的历史从何而来？当时，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解读，已经证明司马迁《史记》中所叙述的商代历史并非虚构。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的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证实“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虽然有助于人们打破对古代文献记录的过度迷信，但无论如何不能据此就否定商周以前历史的真实、客观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正是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世代延续和传承，劳动者与管理者知识、技能、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改进，构成了最基本的历史联系，决定了人类的存在必然是历史的存在。西周也好，商代也好，文明程度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它们当然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靠后人编造出来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无法自圆其说，便将解决这一难题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考古学。胡适曾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顾颉刚也指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考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确实为重建中国上古史树立了一块块光彩熠熠的里程碑。考古所面对的只是先前世代残存的若干遗址、遗物，这些遗址、遗物被发现，大多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考古学作为一门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非常严谨的科学，则要通过对生活用品、住所、礼器、城区建筑、用以进行交流的各种符号等大量并不完整的物件的复原，克服偶然性的不利因素，努力从其中找到某些必然性的成分，从而再现远古真实的历史，困难当然不会低于单纯对古代文献记录的剖析。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其实往往能够相得益彰。
文明是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最显著的标志。《周易》之《贲卦》说过：“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能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如何创造了自己所特有的文明进行深入的观察与研究，选择正确的路径，让文明由天下所共创，文明的成果为天下所共享。这也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
《周易》六十四卦，原就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从草昧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人最初过着草昧渔猎的生活，随着农稼既兴，略土田、用甲兵、具纲纪、定城郭，到辨上下、定民志，再到平其阶位、族物始广，乃至产生封建、神教、肉刑、公田等制度，后来，这些制度又渐次被废止。凡此等等，无一不是生民自身的活动。如近代学人章太炎《检论·易论》中所述：“六十四卦虽难知，要之记人事迁化，不越其绳，前事不忘，故损益可知也。夫非谶记历序之侪。”将这些记录和大量新的考古发现加以对照和印证，便可清楚地看到，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创立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有着真实的历史依据，用“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全盘否定这段历史，未免过于轻率了。
事实又证明，后人基于历史新的发展所获得的新的体验，对往古历史产生新的认识，并不一定就距离先前历史的真相更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人们如果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如果能够比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完全有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和评价先前历史进程中人更具积极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创造性价值。
作者：姜义华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