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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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以南宋作为观察视角的起点，梳理“宋元变革”社会转型期间的科举变化、选人机制带给士人的冲击。作者采取宏观呈现与个例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展示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的重大转折，勾勒出士人们从独恋朝堂到走向民间的万千姿态。

宋代被称为科举社会，以科举为主造就的士大夫主宰了朝政，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由庶民一跃成为政治明星的增多，加剧了更多士人希望借助科举的力量金榜题名，走上朝堂，成为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实现宏伟的抱负。不过，随着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仕途对士人变得异常艰难起来。

从北宋到南宋

科举与晋升面临剧变

北宋开国，承袭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在宋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太少，科举还不能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到了宋太宗朝，伴随着宋朝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基于急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宋朝政府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一榜的正、特奏名进士，诸科便达3055人。据统计，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万人，南宋约为5.1万人，这些数字的总和，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都无法与之匹敌。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科举制度的公平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政治人才，还促进了人员流动。不过，伴随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员多阙少现象日渐突出。到了南宋，官员数量较北宋又有大幅度增加。吃皇粮冗员的不断增多，也让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所以，南宋只好将最先实行的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改为三年一次，减轻“人流太泛”的情形。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凸现了。那就是：科举考试僧多粥少，独木桥难上的局面日趋严重。《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指出，到了南宋，领土减少了1/3，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未减反增，竞争更为激烈。特别是东南沿海各州郡每年参加州试的人，大郡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据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记载，自己的家乡江西庐陵“平时应诏，率数千人试”，而在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的州试中，“则赴举者逾万人”。而据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迁知福州的赵汝愚的奏疏透露，该州当年参加州试“纳家保状”的报名者便达到1.6万人，而“解额只六十二人，系二百七十方解一人”。保守计算，南宋5万人金榜题名的背后，是有着上千万人次名落孙山。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在南宋，士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仅金榜题名难，更为严峻的是，即使侥幸在科举考试的漫长马拉松竞赛中脱颖而出，士人的前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着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阻碍着士人的上升通道。《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告诉人们，从理论上讲，士人登第之后便予以授官，但绝大多数授予的仅仅是最低级的幕职州县官，然后还得通过严苛的选人升迁关，以达到“改官”的目标。选人升迁有两个层面：一是选人在七阶内的升迁。进士出身的要担任县令，需要四年时间；如有三个官员推荐，则直接可担任县令。二是要成为京官，除了自身要政绩突出外，还得有五份“举状”，也就是推荐信。对推荐人也有具体规定：包括是直接上司的“本路帅抚、监司、郡守”。一个普通的低级幕僚，要取得这样的推荐，无疑是极其困难的。“改官”制度的设计，让官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私人联系，他们慢慢以门生、故旧、家族、乡党等为纽带，营私舞弊，互相提携。南宋担任过国子监博、漳州知州、吏部员外郎的杨万里，在其著作《诚斋集》中，收录了他的351封书信。这些书信中居然有100多封是写给手握大权的官员，目的是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求举荐、关照。在他的斡旋下，其担任南昌县令的长子杨长孺在几年内连续升迁。编撰过《鹤林玉露》一书的南宋学者罗大经，进士及第几年也没被朝廷授官。直到第8年，他的父亲罗茂良找到与自己相识的，分别掌握一定权力的范应钤、赵师恕、王太冲三人，在他们的举荐下，罗大经才被授予容州司法参军。

从南宋孝宗时代，由于冗员的压力，孝宗即位后便宣布，“限选人改官，每岁八十员”，这个数量仅为北宋时期的1/3。士人上升的通道更加困难。独恋朝堂的士人们，愈加感到生存空间的狭窄与局限，从而迫使他们思考做官以外的其他生存方式。

士人转型求变

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格局

从南宋开始日益严峻的仕途现实，曾经寄希望“学而优则仕”的士人们，出路又在哪里呢？《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的作者通过对南宋志怪小说《夷坚志》记载的梳理，发现士人们的出路有8种情形：一是选人待次。也就是说，科举及第后，不能立即做官，就在乡中家居，等待出现空缺后再行上任。二是归乡买田。有的士人在等待选人期间，或者是退休之后，归家买田，做地主，过丰饶的生活。三是经营田产。依靠已有的田产对外租赁收租。四是剃发出家。极个别士人入仕无门，便遁入佛门道观。五是当教书匠。无仕无着，便仿效老师，办起私塾，用知识作为谋生工具。六是经商谋生。仕途碰壁之后，一些士人便由儒变商。七是投身叛乱。个别士人政治失意之后，便加入反抗政府的行列。八是甘心为吏。一些士人仕途无望，便放下身段，自愿为吏，帮他人料理公务。

读书做官，对于士人来说，并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现，更多的只是改变个人与家庭处境的现实考虑。在宋代，读书、参加科举、步入官场，这是许多士人的必由之路。因此，读书做官的观念渐渐融入士人的血液中，植入士人的基因里。《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告诉人们，由于江山鼎革，社稷易手，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其统治的90多年间，有大约一半时间废除了科举考试，粉碎了士人们一直以来的追求目标。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少士人只好平身低头，从事过去不屑一顾的职业。随着社会对管理官员需求的增加，也有许多士人侧身为官，通过这条便捷之路，实现了人生的理想。

在元代，对于大部分士人来说，他们没有做官的幸运降临，他们有的修身齐家，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为吏从教，士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士人们的职场，变得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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