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马素平
(资料图)
从小我就渴望长大后能当名军医，一名飒爽英姿的女军医。
六十年代中期，我刚记事时，内长山要塞大钦守备区机关卫生所就在我家（西山十五户）东侧台阶下方。曾经跟着哥哥和三姐去卫生所换药。那时候可能卫生条件不好？或者是海物吃多了，蛋白质含量高吸收不了？记得他俩先后在腿部上长疖子，听妈妈用家乡方言说：这是火疖子，可疼呢！
按理说他俩长火疖子要上卫生所去换药，该我什么事？我只是个小妹妹，得让家里大人陪他们去啊。但那时爸爸妈妈上班都很忙，部队家属的孩子都是散养状态，大的看小的，我是他俩的“跟屁虫”，他们上哪我不跟着，他们也不放心啊。
在卫生所看军医给他们换药，火疖子处已经化脓了，军医消毒后用镊子夹着药棉使劲按压，捅破脓包，挤出脓血，再将一块消毒纱布塞进这个小窟窿里，整个过程我在旁边盯着看，眼睛眨都不眨一下。还暗自笑话他们在那呼天唤地、“妈呀、妈呀……”的号啕声。几次换药后，小窟窿里没了血水，新肉也慢慢长满了。我对那个军医崇拜极了。
不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有时也会跟院里的小孩子出去玩，有时会在卫生所后面房子的石台上，玩“过家家”的游戏。印象中还记得我们用细树枝、树叶梗，用来假装治病打针的工具，相互往胳膊或腿上消一下毒，再捅一下，玩“打针治病”的游戏呢。
六十年代末，我上小学的前夕，经常听妈妈念叨卫生所那个周姓的军医。原来有人给我大姐介绍对象，妈妈看好了那个军医小伙子。大姐是1961年秋天跟妈妈从老家沈阳随军过来，那时她已经上初中了，大钦岛没有初中，她就直接到了长岛县城中学住校，毕业后参加工作留在县百货商店。“女大当嫁”的年龄让妈妈着急了，别人介绍了这个军医，妈妈看好了，要给大姐介绍。大姐以工作忙为由，也不回来相亲，急的妈妈整天念叨。其实大姐那时在县城已经经人介绍和后来的大姐夫认识了，大姐夫是县吕剧团的青年骨干，有颜值，更有才华，让大姐一下子看好了，此时什么军医、什么干事、指导员的，都不在大姐的眼里了。此事让老母亲耿耿入怀好多年，既有认可了那个军医挺好的，不舍得错过的心情，更有这个大女儿主意正，不听妈妈的话，伤了她的自尊心的小懊恼。
（作者父亲为第二排右数第五人）
一九七一年春天，要塞第二医院在大钦守备区筹建，父亲在守备区后勤分管筹备工作，尔后就到医院任第一副政委，主持工作，妈妈带我们随行，搬家来到了二院。
在二院，父亲身边有从抗日战场、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老战友，有立志扎根海岛、献身国防事业的年轻战友。建院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医院一些基础条件还不完善，手术室、锅炉房、太平间等一些附属设施的房子没有建好，经常看见父亲带领那些军医护士抬石头、搬砖头、和水泥，配合施工部队搞基本建设。期间，父亲刚进岛时挖战备坑道时落下的腰疾就犯过，每天弯着腰身去上班，他常说：“轻伤不下火线。”那些柔弱的女兵护士们，也咬牙坚持，不怕苦和累，硬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把第二医院建设成为一个标准的野战医院。
身处二院，随处可见穿军装的大夫和护士，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后来通过他们穿的军装颜色来判断谁是老兵，谁是新兵；谁是军医，谁是护士和卫生员；还有司药啊协理员等等。四个兜的是干部，通常是军医、护士；两个兜的是战士，通常是卫生员。军装颜色洗得发白的是老兵，反之新兵穿的衣服会很新。部队医院里这些人的职务好复杂啊，笼统地称他们为军医的，那是什么都不懂的老百姓的叫法，不过“军医”一词听起来特别顺耳呢。
那时我当兵的二姐在新兵连结束前，和她的班长被要塞司令部机要处选中，其余战友基本都分到要塞的两个医院了。听妈妈在家跟爸爸念叨：“一个女孩子家，去医院学医多好啊，上机要处背什么密电码啊？”爸爸说：“这是革命工作，能挑肥拣瘦吗？都是组织安排的，你不懂，不要乱说啊。”爸爸不让妈妈乱说，我也不能有什么期盼了。可每当看见那些女军医、女护士，军服外套着白大褂，另有一番与众不同的美时，我还是幻想二姐要是能到医院就好了，我们家就有军医啦。
妈妈随军来海岛后得了风湿关节炎，每到冬天双腿都疼痛难忍。家住二院后，到医院做理疗有了条件，每周二次，直到完全康复。期间都是我陪妈妈去治疗的，记得那个军医叔叔给妈妈烤上电后，就和我说话聊天，还给我出谜语、教绕口令等等。至今那个“一群老头去赶集，路上遇见一堆梨。一人分一个还多两个，一人分两个还少一个。问几个老头？几个梨？”的脑筋急转弯我还清晰地记得。我跟叔叔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那些寓教于乐的小知识，让我这个出生在海岛，从来没走出过大钦岛的小姑娘开阔了眼界。在我孩童的记忆中，这位叔叔是军医里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我特别钦佩他。
我小时候经常感冒发烧，每次都是扁桃体肿大，咽喉疼痛引起的。有次因高烧住院，40多度，都烧昏厥过去了，吓得妈妈都哭了。等我被抢救苏醒过来，浑身都被汗水湿透，绿毛线背心掉色把病床上的白褥单和白被子都染花了。那次住院，我看到女兵们不仅会打针、换药，还要每天早上拖地、擦桌子、打开水和换被褥，清理病房和走廊、厕所的卫生，很辛苦，但她们脸上却洋溢着青春灿烂的笑容。她们轮值大、小夜班，对军队和地方来的病人一视同仁，满腔热情的做好医护工作。后来才知道，这些女军医、护士大多数是军队和地方上的高干子女，从大城市进岛当兵，她们知书达理，不摆架子，以苦为荣，苦中有作为，苦中见精神，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我由衷地喜欢和敬佩她们。
那次出院时，军医和我父母商量，这样不行啊，扁桃体一有炎症就发烧，得清除这个病根啊。后来济南军区医院下来巡诊，听说要带基层医院的军医学做扁桃体摘除手术，爸爸给我报名了，回家动员我摘除这个病根子。我是个听话的乖乖女，不久，就勇敢地走进二院手术室，坐到手术椅上。当粗大的针管和长长的针头在我扁桃体上方注入麻药时，我还忍痛用点头来告诉身边的军医们，挺好，还行。当我发不出音，说不出话，麻药劲上来时，专家的手术刀伸进口腔，把肥大的扁桃体切除了一块。小手术，很顺利，大人们都伸出大拇指夸我，一旁跟进手术室也头戴白帽子的爸爸，急忙把我从手术椅子上抱了下来，问我：“要不要紧？能不能自己走？”看着爸爸期待的眼神，我跺跺脚，坚强地点点头，自己拉开门走出了手术室，妈妈等在外面，看我一点事也没有，高兴地牵着我的手回家了。这是我人生第一个手术，那个麻药针刺进上颚床的疼痛，我一辈子忘不了。后来爸爸告诉我，我是军区专家下来巡回医疗第一个做手术的人，而且比一些大人都勇敢时，我特别自豪。从此我再也没因为扁桃体发炎而发过高烧，军医有妙手回春的本领，让我对军医的好感更加深刻了。
（曾经的门诊大门和后建的大花坛，部队精简后，这个二院已不存在，门口处堆放的当地渔民的生产物资。照片拍摄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
家属院就在医院的南侧，那时也没院墙，我们从家属房往北一走，过了条马路再往西一拐就是医院的门诊大门，进了大门就是药房、内科、外科、手术室等科室。医院门诊大门南侧有个大操场，竖立着篮球架子。我们经常趁没有大人在场时，找个篮球，过去玩玩，（我的打篮球技能，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后来成了校队的一员，参加过长岛县青少年篮球赛，所在校队得过第一名呢。）其余时间还是在家属宿舍房子的前后左右阴凉处玩耍。
一个周日的中午，我们一帮小孩在高副院长家房后玩耍时，看见一辆军用大卡车鸣笛呼啸闪过，门诊大门口站满了穿白大褂的军医们，不知听谁在喊：“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们小孩子就跟着大卡车跑，去看热闹。当大卡车挡板打开，哎呀，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的人体，只见在门前等待的军医护士们，开始抬这些人，吓得我们躲得远远的。后来听说这是“施工办公室”测试水雷，因操作失误，发生了严重爆炸事故，涉及现场16个军人，这车人是受伤最严重的六个人。只见那些身体羸弱的女兵们脚步匆匆，和男兵搬运危重伤员，身上的白大褂有血，手上也沾满了鲜血，场面异常的惨烈。那时驻岛部队搞国防建设施工，像这样的外伤病人真不少，但女兵们克服恐惧，不退缩，勇敢面对，身上散发着“救死扶伤”大无畏的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
大卡车走了，又回去拉伤员了。两天后，爸爸才回家，我知道了这几天医院不分内、外科，全院兵力都靠在这几台手术上，三天两夜没休息，全力抢救伤员，个个累得筋疲力尽。这次事件，让我更加崇拜军医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妙手回春等高尚的医德本色。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白衣天使！
（当年作者和杨护士的妹妹合影）
我随父母在二院生活的七年时间里，因为医院家属房紧张，也没有招待所，许多来部队探亲的军医护士家属会借走我家的单人床，或者让家属住进我家，所以我有了近距离接触那些军医护士的机会。（我家房子大点，孩子就我一个，哥哥姐姐大我许多岁，早就出去参军和工作了。）他们不论是男军医还是女军医、护士，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让我从心里喜欢他们，协助妈妈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毕护士长生女儿时，她的南方籍婆婆就在我家住了有小半年；阎军医的女儿从淄博来岛上小学，跟我一个双人床住了一个学期；还有杨护士的妹妹（济南铁路局）在我家短住几天后，杨护士的妹妹特别喜欢我，返程时，她让姐姐领我俩到军人照相馆合影留念。
医院军医阿姨的女儿们也和我玩的不亦乐乎，住在前排房子的刘莉阿姨的女儿李丽，右侧邻居王淑兰阿姨的女儿万代红，因为她们的妈妈和爸爸都是军医，工作忙时，没有精力照顾她们，我陪伴她们的时间就多了起来。
一九七二年的夏季，我大姐从县城回来准备生孩子休产假。一个炎热的下午，大姐突然要生了，羊水破了，疼痛袭来，大姐瘫卧在床上，已经来不及上医院了。那时医院军医护士礼拜天都上班学习，妈妈跑到医院去喊人来，妇产科的军医和护士携带助产包，一路小跑赶到了我家。我和随后赶回来的爸爸，在厨房按她们的指令不停地烧热水。我屏住了呼吸，紧张地隔着木门，竖起耳朵捕捉着屋里的动静。不一会儿的功夫，屋里传出清脆的婴儿哭叫声，随后，那些女军医和护士帮妈妈给大姐和婴儿清洗，将一盆盆污水端了出来。因门窗紧闭，天气炎热，女军医和护士们个个满头大汗，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看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妈妈终于松了口气，说：“吓死我了，幸亏咱家离医院这么近，多亏了她们。”
那时在海岛，每每到食堂打饭，到军人服务社买东西，到码头接船拿哥哥姐姐捎进来的东西，甚至到澡堂洗澡，随处都能见到这些军医、护士，走近了，喊一声：叔叔（阿姨）或姐姐好！他们回报一笑脸，真像是一家人一样，感觉格外的亲。
七十年代初，普及样板戏的年代，守备区成立了战士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女演员们都是从我们二院挑选的，每每到俱乐部（大礼堂）看戏，都知道哪个女演员叫什么名字，看她们能医能舞的，从心里羡慕和喜欢她们。
七十年代末，我高中毕业因年龄小，入伍参军的愿望没有实现，当不了兵，做一名军医的梦想何从实现？只能参加地方就业考试进入银行系统，一晃金融职业生涯近四十年，转瞬即逝。
（在《沙家浜》里饰演阿庆嫂的周琳军护士）
｛周琳军护士（右一）在二院时和战友合影｝
在2015年10月份起，这些熟悉的军医护士又从我的记忆中唤醒，陆陆续续走近了我的生活。先是二院当时的护士周琳军姐姐（现旅居西班牙），通过我的一篇散文《海岛寻梦》辗转联系上了我，她对我文章中重回大钦岛的所见所感特别有亲切感，对我以后写的每一篇回忆文章都给宣传队和二院战友分享了。次年的4月份，他们大钦守备区战士宣传队时隔四十年后的聚会，她便邀请我参加，刚好我的二姐、三姐和她也熟悉，我们三姐妹搭伴参加了他们宣传队的聚会活动。
时间装满了往日的记忆，岁月凝聚了永恒的友谊。这次活动，我见到了那么多二院的女兵们，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感恩今生相遇，又勾起了儿时想当军医的梦想。我上台祝词，三姐上台独唱，我们和她们同台交流，相谈甚欢，一股脑儿倾诉了自己四十年来对女军医女护士的怀念之情。
近几年，父亲在生病和去世之时，在烟台居住的二院护士姐姐们，搭伴登门看望曾经的老领导。父亲的追悼会上，送行告别的人群里也有她们的身影。这些曾经青春靓丽的女兵们，都已鬓角生华发，脸庞添皱纹，能在我们家人悲伤痛苦的时候，给予安慰与关怀，父辈们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让我感动不已。
（七十年代中后期二院的女兵们）
岁月中的缘，今生难忘；记忆中的好，总会回想。耳濡目染父辈在部队医院工作，耳畔常响的是军号声声，映入眼帘的是绿色的军装或白色的大褂。这是一种不能释怀的军旅情结，如果再有来生，当一名女军医的愿望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壹点号海岛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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